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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联商网 2020-01-11 16: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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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88最快线路检测,“两岸实力的此长彼消已不可逆转。今天的台湾迫切需要政治改革,否则将继续走衰。我们希望台湾能够推动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希望两岸人民越走越近,希望两岸能够实现共同繁荣,希望最终能够实现国家统一。我也相信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

“台湾只要一到那个关卡点又回到国族认同,40岁以上的台湾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就多,到50岁以上,可能七八成的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完全没有办法。怎么去形塑一个人的国族认同?真的就是教科书,真的就是执政的力量。”

12月9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41期节目中,节目主讲嘉宾、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台湾政治评论者黄智贤共同剖析台湾民主困境。现整理节目内容,以飨读者。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id:guanchacn),原文首发于2019年12月17日,原标题为《美国自己都陷入"特朗普困境",台湾还要亦步亦趋?》,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

张维为:非常欢迎黄老师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大家知道黄老师是台湾地区的一位知名媒体人,支持祖国统一,支持“一国两制”。10月1号国庆节,她也在天安门,我看着记者对她采访,她说很激动很感动,台湾会回来的。我们看了也很感动。同时我们也很钦佩您的勇气,特别是在台湾现在政治生态环境中能发出如此重要的宝贵声音。非常高兴能来我们一起来讨论台湾这个民主问题。

黄智贤: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主持人,真的很荣幸能够来到《这就是中国》。每次我都要讲我是台湾人,所以我当然就是中国人。但是讲这样一句话在台湾当然就被当成是神经病。每一天你都觉得好像活在敌后工作状态下,为什么在一个号称是自由、号称有人权的一个地方,你终究不被容许活得像一个人。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站在一个这就是中国人的立场,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台湾曾经走了怎么样的路,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未来应该怎么办?

张维为:2016年我曾经在电视台做过一个演讲,演讲结束时我用了一个例子,当时是比较大陆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和台湾的情况,两岸不同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制度绩效的落差。我当时是这样讲的,我第一次去台湾访问是1996年,当时台湾就决定要建一条地铁,在台湾叫“捷运”,从台北市中心到桃园机场,一共51公里,但20年过去了还没有建成。这期间换了13个“交通部长”,大都是政治任命,不是真正干事业的。

而过去这20年间,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中国大陆修建了世界最大的高速公路网,世界最大最好的高铁网,所有能建地铁的城市都在建地铁,上海从零开始已经修建了世界最长的城市地铁线。所以当时我说在制度绩效反差如此巨大的情况下,还是有些人认为台湾的这个制度代表中华民族的未来,我认为这叫做严重“脑残”,或者说严重“脑子进水”,缺少起码的实事求是。

我当时讲这番话本来是针对大陆那些“带路党”公知的,没想到这话传到了台湾,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时报》那年12月7号发了一篇社论,标题是台湾民主还有制度优势吗?社论就引用了我刚才讲的那段话,并称台湾这20多年来的民主化,在部分大陆知识分子看来,不仅不是大陆未来需要参考的模式,甚至根本是负面教材。文章还称,张维为并不是第一次这样评论台湾,早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落幕的时候,就曾在《世纪大讲堂》中以“从希望到失望”为标题,谈了台湾的民主问题。

实际上这位社论作者可能不知道,我在很多场合很多次讲过,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的帮助,台湾民主将不仅是从希望走向失望,而且从希望走向绝望。因为大陆的模式使大陆经济腾飞,给台湾带来了大量的发展机遇。大陆出于同胞情,愿意与台湾同胞分享这些机遇。

这篇社论很有意思,后面还接着说,从这个节目的高收视率来看,大陆为数不少的精英阶层对台湾的印象,已经逐渐从昔日的“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这种浪漫情怀,逐步转到今天的比大陆落后的负面示范。换言之,不少台湾人过往感到相当自豪的民主成就,在两岸互动交流的20多年来,并没有让对岸感到心向往之,反而是避之唯恐不及。而且持这种看法的,很多还是知识分子……我们也得扪心自问:台湾的民主示范,真的值得骄傲吗?没错,台湾经历了3次政党轮替,但一次比一次撕裂严重,而且自今年所经历的政党再轮替后的台湾,恐怕连想自我感觉良好的机会都没有了。

最后这篇社论作者感叹,当台湾不同立场者每天在街头、在媒体pk,当社会弥漫着焦虑不安,也不必再等张维为这样的大陆学者做任何负面评论了,台湾的主流民意早就通过民调给台湾民主打了分,不是吗?当台湾作为负面教材成为一种流行,没有人会感到好过,但我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理性的反思呢?一个没有理性反思的制度,还谈什么优势呢?

有意思的是,当时观察者网把这篇社论刊登出来以后,引来网民热议。一位住在美国波士顿的华人写的跟帖很讽刺,他说,台湾桃园捷运1996年规划,据说不久就要试通车,不管怎么样,20来年建成了,51公里,造价大约等于人民币260亿元,这简直太了不起了。你们看看,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美国波士顿——有个中心隧道工程又叫“大挖掘”工程,英文叫big dig,才12公里多一点点,但45年过去了还没建成,1971年规划,1991年开始施工,迄今还在进行中,已经花掉了150亿美元,约合一千亿人民币,几乎比桃园捷运高四倍。

其实,采用西方模式带来的一个很大困境是,各种利益集团和政客挑起无穷无尽的党争,结果以牺牲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人民整体利益为代价。比如,美国加州想建高铁,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但迄今为止一公里也没有建成,因为加州的各个县议员说,必须在我这里建一站,否则高铁就不能通过。建高铁要损害航空公司的利益,要损害汽车公司的利益,要损害饭店旅馆等等行业的利益,这些公司都有强大的游说集团,也可以打各种各样的官司。总而言之,就是西方模式确实出了大问题,不改革的话,无论美国还是台湾地区,恐怕只能一路走衰。

我记得当年台湾刚开始所谓的民主转型,美国不少政治人物都说,台湾民主能够成为照亮中国大陆的灯塔。现在美国这个“民主灯塔”也是晃晃悠悠,大陆网民调侃为“灯塔国”,连他自己都失去了方向,更不用说台湾这个灯塔了,能照亮自己前行的道路就很不错了。那么台湾民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我和大家初步探讨一下,一家之言,仅供参考。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台湾民主化30来年的几个结果:

首先是经济严重的滑坡,台湾地区经济已经从“亚洲四小龙”之首变成最末,1996年民选上来的李登辉搞“戒急用忍”,台湾失去了大陆市场发展的良机。2000年民选上来的陈水扁,8年换了7个“行政院长”,大搞权术平衡,而不是经济建设,连续8年公共投资为负数,经济急剧走衰。2008年民选上来的马英九,到执政末期的民调支持率甚至低于当年陈水扁的水平。但他有一点做对了,就是承认“九二共识”,所以在一段时间内稳定了两岸关系,加强了与大陆的经济融合。

台湾经济与大陆相比,更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台湾在所谓民主化起步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经济规模大约是大陆的45%。30年过去,今天台湾的经济规模大约只有大陆的4%,今天深圳一个市的财政收入就超过整个台湾的财政收入,也就是说深圳市长手中的预算大于台湾“蔡省长”掌管的预算。多数台湾老百姓的实际收入,包括大学毕业生,近20年没有增加,很多芯片工程师纷纷跳槽到大陆,因为大陆的收入是台湾的三倍多。

第二是政治恶斗加剧。一些人还认为台湾民主至少实现了多次“政党轮替”,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其实,每次轮替之后,就是一个政党对另一个政党的掠夺、清算、报复。例如,蔡英文上台后,不是优先解决经济问题、民生问题,而是热衷于推动所谓的“转型正义”。民进党利用自己在“立法院”占多数的优势,通过了所谓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剥夺国民党的财产,让国民党以后没有足够的资源投入选举。他们还通过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意图把民进党描绘为民主化身,把国民党定为专制化身,来继续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民进党的操作下,搞“台独”就是民主,和大陆发展关系就是“专制”。这种情况在今天香港的乱局中,也可以看到,反大陆就是民主,支持大陆就是专制。我将其称之为愚昧至极。我们大家已经在电视上看了很多台湾“立法院”肢体冲突的恶斗,有一个统计是,从2008年到2016年的八年间,民进党在立法机构开会时,霸占主席台多达近100次,上演各种各样的肢体冲突,大打出手,这样的民主怎么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呢?

台湾媒体的生态也发生巨大变化,台湾媒体在两蒋时期被叫做“哈巴狗”,现在被叫做“疯狗”,故意挑起族群矛盾,诸如“外省人”、“本省人”、“台湾人”、“中国人”等等族群被撕裂,政府丧失对社会的整合能力。

第三是腐败有增无减。台湾所谓民主化,让黑道和金钱大规模介入政治,迅速变成市场化。陈水扁八年执政,贪婪敛财,令人发指,最后锒铛入狱,结果又保释出来,这个我不想多谈,大家都很熟悉。早在2009年,也就在大陆出台“八项规定”之前,亚洲政经风险顾问公司在当年的报告中就认为,台湾地区的腐败程度高于大陆,当时马英九痛心疾首。马英九时期,虽然其本人还算清廉,但也出现了很多贪腐事件,他管不住下面的人,因此他的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也不好。国民党多位高官接连贪腐,使得台湾民众发出“蓝绿皆贪”的感叹,各种形式的贿赂贿选更是屡禁不绝。最新的丑闻就是蔡英文出访的专机上竟有官员走私近万条香烟。

第四就是台湾对大陆的文化软实力全面衰退,我2013年去台湾时发现大陆的电视连续剧《甄嬛传》火遍台湾,大陆历史正剧也纷纷被抢购、热播,如《武则天》、《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汉武大帝》、《大宅门》、《乔家大院》等等,收视率在台湾都是比较好的。民进党政客认为大陆正在给台湾人洗脑。事实上,他们担心得多了一点,想想二三十年前整个大陆都在听邓丽君、看琼瑶剧,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陆电商也在改变许多台湾人的生活方式,淘宝粉丝非常多。

我前面提到对台湾民主的研判一直比较悲观,也就是从希望到失望,如果没有中国大陆的帮助,将从希望到绝望。实际上我对整个非西方社会,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的地方都是这个判断。我今天讲的就是台湾民主的下一步预计如何,我估计是更大的失望。但一时还不至于绝望,为什么不至于绝望?有这几个原因:

首先是台湾在所谓民主化之前,也就两蒋时期、特别是蒋经国时期,已初步实现现代化,中产阶级的比重还比较大。如果一开始就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话,我想台湾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初步现代化。

第二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基本上没有中断,这意味着只要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稳定,老百姓吃苦耐劳,重视教育,辛勤工作,整个经济不至于崩溃。

第三点非常重要,就是中国模式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模式拯救了台湾。经济上,中国模式带来中国大陆的迅速崛起,为台湾经济和台湾同胞提供大量的机会。政治上,中国模式通过选贤任能机制产生的领导人,比台湾民粹主义产生的领导人更为理性、更为成熟。比如2008年,西方挑起“西藏拉萨打砸事件”,当时马英九在民进党的压力下,也大声疾呼要抵制北京奥运会,但大陆领导人权衡利弊,没有计较马英九的表现,而是着眼于两岸人民的长远利益,避免了两岸关系的恶化。如果双方都是民粹主义选出来的领导人的话,两岸关系恐怕就要陷入剧烈的动荡了。

为什么台湾民主可能带来更大的失望?因为台湾民主困境主要是由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问题造成的。我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首先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一般都聚焦辩论公共政策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争论。但今天,从华盛顿到伦敦,大家争论的都是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问题,西方国家治理能力也因此急剧下降,台湾地区就更是如此。成熟的民主制度一定要在涉及民族、国家等最根本的政治问题上有广泛共识,而台湾做不到这一点。当一个社会的主流是在争论“爱台”还是“卖台”,这个社会就一定陷入剧烈对抗,而且政客很容易打民粹牌,通过煽动族群对立来获取选票,结果就是族群撕裂恶斗不断。

第二就是台湾的法律制度没有足够公信力。比方说,人们不满2004年“台湾高等法院”针对两颗子弹带来的陈水扁当选的裁定,数百万“红衫军”走上街头抗争,这反映了人民对现有的司法体制和在这个体制内解决问题持怀疑态度。台湾的司法系统、监察系统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一种超越党派政治分歧的制度。

第三是台湾的选举制度设计是有问题的,因为台湾领导人选举是第一轮简单多数就决定结果。2000年选举时国民党内讧,结果陈水扁以30%多的选票就当选了。假设像法国那样,第一轮候选人得票低于50%的话,必须举行第二轮选票,那么当时结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但要修改选举相关的法律是非常难的,这也是西方模式普遍陷入体制僵化、法制僵化带来的问题,比如美国要改革的话就要修宪,但在美国党派高度对立情况下,这种修宪几乎是不可能,所以没法进行改革。

第四是“公民文化”严重不足。所谓“公民文化”,本来就是一种特定的习俗和态度,特点就是你要尊重你的对手,尊重少数。换言之,台湾仅仅实现了选举民主,但“公民文化”仍严重缺位,弥漫了一种我们学术界称之为叫“非自由的民主”的气氛,“illiberal democracy”,“台湾人”、“爱台湾”成为一种民粹符号,政治对手的一切主张都可以被妖魔化,被“抹黑”、“抹红”、“抹黄”,各种各样的手段将人性中很多黑暗的东西调动出来。

参与占领“行政院”行动的学生在议场内兴奋地合影,图片来自台湾《中时电子报》

2014年春天,台湾大学生发起的蔑视法治的“太阳花运动”,占领“立法院”,冲击“行政院”,抗议总体上对台湾有利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而这一乱象的背后是台湾政党恶斗,理性判断的丧失和整个社会的沉沦。

第五,我觉得是美国和美国模式的过度影响。在台湾,美国势力的渗透无处不在,影响了台湾自己的政治探索。美国模式本身面临巨大的挑战,包括资本力量对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俘获,以及“民主游戏化”的问题,民主变成一种游戏。上梁不正下梁歪,如今美国模式自身都陷入了一种我称之为“特朗普困境”或者“特不靠谱困境”,你说跟着美国亦步亦趋的台湾模式还有戏吗?

所以,从台湾民主发展的教训中,我觉得可以引出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我们一定要突破西方主导的话语范式,即世界上只有民主和专制两种制度的范式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一定要用两分法来看全世界的制度,就是我一贯讲的,实际上只有“良政”(“good governance”)和“劣政”(“bad governance”),这个分析框架更加实事求是,我想最终会成为世界主流。

第二点就是“两蒋时期”,毕竟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教育没有中断,但现在“台独”势力操纵下日益中断。台湾民间社会相当时间内还是比较温良恭俭让的,但现在越来越分裂了,这是十分可惜的。我想当初如果台湾没有照搬美国民主模式,而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发展下去,同时吸收西方制度中的某些合理元素,也许可以发展出一种更高质量的协商式民主,而不是对抗式的美式民主;一种民生导向的民主,而不是把一切问题都政治化的美式民主。我想台湾已经而且将继续为自己当初不明智的选择付出沉重代价。

第三点是以台湾地区作为参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前途非常光明。30年前,台湾感觉良好,而大陆经济才刚刚开始起飞,台湾方面已经先走一步。但今天大陆与台湾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陆迅速崛起,台湾迅速走衰。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制定和执行符合自己长远利益的政策和规划,大陆一系列五年规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奠定了崛起的基础,而台湾“民主化”之后,就丧失了中长期规划和执行规划的能力。

另外,在政治方面,西方模式讲一人一票,中国模式讲选贤任能,两者可以竞争。今天是新媒体时代,西方民主模式变得越来越民粹,越来越游戏化,越来越难产生优秀的领导人。

两岸实力的此长彼消已不可逆转。我记得上次在谈到香港问题的时候,我讲过这么一番话,如果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思改革,香港可能真的会沉沦下去,对香港人民的利益造成极大伤害,尽管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这种情景,但我不排除香港最终会成为大陆人民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一个教育基地。一个好端端的城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思改革,也无法改革,最终一路沉沦下去,就像台湾事实上已经成为这样一个教育基地,希望香港不要步台湾的后尘。

总之,今天台湾迫切需要政治改革,否则将继续走衰。我们希望台湾能够推动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希望两岸人民越走越近,希望两岸能够实现共同繁荣,希望最终能够实现国家统一。我也相信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

好,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些,谢谢大家。

黄智贤:2019年6月时我在厦门,当我讲我们这一代要把台湾带回家,为什么我可以有这样的底气?因为我知道我所看到的就是未来会看到的事实。

黄智贤在海峡论坛发表演讲

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中,所有台湾人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可以说99.9999…9%。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想,要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复兴,我们中国能变成最伟大的国家,我们要如何才能够“解救”苦难的大陆同胞?每天想着我们应该革命还是应该改革,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我们从小读的教科书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中国人,从远古时代的北京人开始,虽然在背每个朝代的时候恨得要死,可是教科书就好像是电脑里面的软件,你把它安装进去以后,就会变成按照那个软件的指示去做。

你想想看,当李登辉在上世纪90代初开始用中国国民党主席的位子再加上台湾领导人的位子,来做第一本“台独”教科书。那时候他找了民进党的人在自己办公室开香槟,他说这个教科书一出,20年后躺着,台湾人永远都是我们的人。想想看,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时候念初中一年级的人现在就是三十多岁。所以台湾最近做的民调显示,30岁以下的台湾人,八成五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现在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已经不知道诸葛亮是谁了,因为他的教科书里面没有。所谓口口声声讲的台湾民主,民主不是人民做主吗?但他们都不告诉你,民主是可以操控的。

为什么很多西方学者现在开始思考民主的终结?因为实施一人一票普选后,最终就是有钱的人用金钱就可以买到选票,因为像台湾、美国等,除了欧洲少数地方以外,绝大部分的媒体都掌控在资本家手里,有钱就可以买报纸,买了报纸还不高兴,我再买两个电视台、广播电台,还有网络平台,有多少钱就可以买多少,然后就可以决定要怎么做,也可以影响议员,因为议员要当选就需要露露面,他们需要沟通、需要广告,如果议员不听话,就不让你上电视,如果议员胆敢去帮助自己的对手,那就每天报纸修理你,当时就是这样干的。

“民主制度”设计的一个困境,在台湾尤其明显,你必须看到5年、10年、20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当5年、10年、15年、20年之后,这个执政者已经下台了。台湾在日殖时代85%的农民都是佃农,没有土地,等到“两蒋”回来后,几乎三等佃农、三等贫户都有自己的米饭吃了,都有自己的土地,包括陈水扁他们家就是佃农出身,就是靠着“两蒋”开始分土地了,开始强迫教育,让穷困的小孩子可以去考军公教,所以陈水扁的姐姐们都是去考老师,出来以后就终身职终身俸,他一辈子吃喝不愁,到他一代就翻身了。另外,台湾开始发展纺织业、轻工业、电子业,每一步其实都跟西方理论相反,比如政府发现我现在需要高速公路,就要盖高速公路,当时所有人都反对,街上没有几部车,修高速公路都是给有钱人开的。如果以台湾现在的制度,绝对盖不了高速公路,台湾现在绝对还在推牛,因为每个人都反对。

所以民主内在的一个困局是,绝大多数人对于一个很复杂的法案,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了解。我在台湾念最好的高中北一女,那时家父就希望我能读医。但我一直想读中文,结果家父就说,不然你就不要读了。后来我就辍学,之后我在台湾打了七年工,端过盘子当过油漆工,也开过计程车,在各种各样的餐厅都做过,这样存钱之后,我到美国去念大学,继续打工,念完大学后又跑到英国念硕士,我一直都在社会底层,在台湾打工,在美国打工,在英国打工,要知道当你每天在为生活奔忙的时候,都听不懂他们讲什么。

但如果我还对政治有兴趣,我要去投上一票的时候,根据什么投票?这个女生好漂亮,好有眼缘,所以台湾有一种选票叫“猪哥票”,就是政党推出漂亮年轻女生,呼吁请投我一票,“猪哥们”就来了,投她一票,她就当选了。或者说,我要让你印象深刻记得我,就要剑走偏锋,媒体就会报道,所以为什么大家要打架?

甚至有可能白天打一打,晚上大家继续喝酒,那也都事实,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我们打是因为我代表国民党、你代表民进党,民进党有一些支持“台独”的人,所以你要演给他看,证明你很努力要“台独”。我是国民党,所以我要骂民进党。等记者摆好camera了,来,开打。打完以后我们还有一些法案要审,可能我的金主跟你的金主是同一个;在台湾有很多好笑的事情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金主是同一个人,比如我是企业家,我有钱,给国民党300万,给民进党500万,给亲民党100万,我给谁多少,我全都买。所以我黄智贤要通过的法案,你们都乖一点,不要给我玩真的,吵吵闹闹但最终一定要过,三天以后要过。这是实际发生在台湾的事,同样也发生在美国。

台湾所自炫的民主的陷阱中有一个跟美国不一样的是,美国没有国族认同问题,可是台湾有,因为这是当政者有意为之,就是要在台湾,披着国民党带来的体制,用着外双溪故宫里60万件宝贝,不知不觉完成我的“台独大业”。当年跟着国民党从大陆过去的,第一代逃难到台湾的这些人,一个一个凋零,已经70年了,他们现在很多已经都不在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恐惧。

2004年,3·19枪击案现场。图片来自台海网

我最后讲一下,我在2004年出版的这本书,陈水扁靠两颗子弹,弄虚作假,我写了《战栗的未来——解构台湾新独裁》,那时把民进党跟纳粹比较,发现是惊人相似的一个套路,即操纵仇恨。为什么?纳粹希特勒是在魏玛共和国、当时德国最民主的状态下,将其变成独裁;利用一个民主体制,表面上实行民主,最后变成纳粹变成法西斯,尽管这早就发生过了,但台湾依然可以如此,依然是这样子。所以,要操作是很容易的。

两岸终将统一,必定统一,一定会统一,而且我觉得我这辈子一定会看到。我觉得中国人要有底气,要有自信,就是我们中国有这样的领土,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试想一下,如果大陆是用台湾的方式,那谁去帮助贫困地区?每个人,就像上海人只要管自己的利益就好,为什么要帮助别人?所有的贫富不均,没有人要解决。所以,那种所谓的民主体制,其实是一个最最掠夺人权的体制。

主持人:谢谢两位给出的演讲,刚才张教授特别提到台湾的现状告诉我们几点启发,其中有一点就是真的要摆脱西方范式,要从中突破出来。刚才黄女士也特别说台湾目前的困境,就是所谓的西方模式的困境。这样的困境就放在眼前,台湾人自己能不能突破?

张维为:我自己比较悲观,因为一旦进入这种西方模式,要么希望到失望,要么希望到绝望,很难再跳出来的。但台湾是可能为数不多的还有机遇的地方,就是和平统一之后。统一之后,即使是“一国两制”,我想也是与时俱进的“一国两制”,台湾的民主制度也是如此,就像我前面提过的建议,更能够面向民生,是民生导向的,更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寻求共识的而不寻求对抗的民主。大陆可以提供很多经验,我觉得台湾要汲取很多教训,这个制度一定要改。

我唯一比黄老师稍微乐观的一点就是,我还是相信最终形势比人强。我可以理解,现在特别是台湾年轻人在“台独”的环境中,气氛越来越压抑,但我觉得物极必反,到一个点之后,特别是大陆方方面面的有关措施也逐渐到位,我相信有办法的。

黄智贤:这就是我们在台湾每一天都好像在做敌后工作、可是又觉得必须要做的原因。曾经有很多观众跟我讲,他已经有20年不敢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中国人了,你可以想象那种荒谬吗?我们的体制就是一个中国的,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在台湾有自己的法律体制,但他不敢公开讲他是中国人。

我很害怕台湾说要改革,每次都举出一个理由说老百姓很讨厌这个,我为了老百姓所以要改革,然后私底下做了很多手脚,以后变成图利我更多,老百姓更痛苦,但是老百姓已经投完票了,只好继续等下面四年再来改变。然后后面四年我再操作,我再找俊男美女,在台上唱歌跳舞,又当选了。所以这种民主的困境永远无解,台湾是民主自身的困境跟台湾自己独特架构下的困境,我的感觉是越快统一才能越快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靠台湾自己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人是没有办法拉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离地面的,就像您刚才说台湾的政治生态,可能关注台湾地区新闻的人都会发现,所谓的“议员”经常会打架,您刚才也说了经常会上演全武行,斯文扫地,让大家看得瞠目结舌,这也是台湾整个政治生态的一种外化表现。前几天我还看到一条新闻,说所谓的“议员”在打嘴仗时还按“惨叫鸡”,结果整个会场里面就惨叫声不断,真的斯文扫地,可是就是这样一种政治生态,就是这样一些人在为老百姓,所谓的在位做事,但其实老百姓并没有真正地感受到社会发展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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